编者按：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低龄化的趋势，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在纷繁复杂的近视防控话题中，一个关键而前沿的概念——“远视储备”（Hyperopic reserve），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它被形象地称为近视防控的“关键哨兵”，是评估孩子是否会发展为近视的早期重要指标。10月24日至26日，Bright China 2025明眸中国近视防控大会暨国际近视研讨会在上海盛大举办。会议期间，《国际眼科时讯》特邀全球近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Ian Morgan教授、悉尼科技大学Kathryn Rose教授和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科带头人何鲜桂教授，聚焦“远视储备”，从全球科研前沿聊到各国的具体实践，呈上一番精彩的对话。

视力保卫战升级：全球对远视储备价值的觉醒

Ian Morgan教授

“远视储备”的概念源远流长。约两百年前，全球绝大多数青年在18岁时仍保有+1.0~+1.5D的屈光度数，这被视作屈光发育的健康常态——至今在世界多数地区依然如此。完成学业后仍能保持轻度远视，是一种理想的生理状态。然而，尤其在东亚地区，随着教育压力加剧与户外活动时间锐减，越来越多儿童的远视储备被加速消耗，迅速跌破+1.0D这一关键阈值。一旦低于此数值，其屈光发育便容易失控，迅速发展为近视。

因此，“远视储备”这一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作为长期的公共卫生目标，例如在中国应力争使儿童远视储备维持在+1.0D以上；其二，是作为重要的预测指标，当儿童储备值降至+0.5D或+0.75D时，即预示其近视风险显著增高。综上所述，公共卫生的核心目标在于将儿童远视储备维持在+1.0D以上的健康水平；而对已低于此阈值的儿童，则须立即进行干预，以延缓近视的发生与发展。

何鲜桂教授

近年来，随着远视储备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科普宣传的开展，我国广大家长在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关标准的制定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指导支持。以十年前的上海为例，当时学校已向家长发出提醒：尽管孩子尚未近视，但存在较高的近视风险，建议前往医院检查远视储备状况。然而，当时这一理念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许多家长对此持怀疑态度，部分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士也认为无需过早干预，建议"等到近视了再来"。

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带孩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这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相关倡导工作、科学研究进展以及科普宣传的显著成效，大众对远视储备概念的认知已得到较好普及，行为上也积极配合做出相应调整。当然，这仅是对整体情况的观察和评估。在城市地区，相关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善程度更为显著；而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教育知识的普及工作。

环境因素如何直接影响远视储备的消耗？

Kathryn Rose教授

已有充分证据（包括近期来自中国的研究）表明，户外活动与近距离用眼之间的时间平衡，是影响儿童远视储备的关键。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即近距离用眼时间超过户外活动时间，儿童的近视风险就会显著升高。因此，保护远视储备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维持这两类活动的时间均衡。我们可向家长传达一条清晰而实用的建议：“保持1小时户外活动对应1小时近距离用眼的平衡比例”。这一简单明确的原则，值得重点推广。

何鲜桂教授

尽管我们致力于保护远视储备，并如Ian教授所言，在储备值降至+1.0D时便开始重视，但现实情况仍不容乐观。根据即将发布的国家卫生行业标准，6岁儿童的理想远视储备应为+1.75D。然而，当前调查显示，5至6岁儿童的平均远视储备仅约为+1.0D多一点点，与理想值差距显著，且仅有20%–30%的儿童能够达到推荐标准——这是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

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深层次原因，与现代社会大量近距离用眼活动以及户外活动时间的逐渐减少密切相关，这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趋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紧密联系。因此，我们很难仅通过日常生活行为的改变来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技术进步来抵御这种宏观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超越传统：远视储备干预策略的全球探索

Ian Morgan教授

首先，我想重申“真正的远视储备”这一概念——即确保儿童的屈光度始终维持在+1.0D以上，这是最重要且最早的预警指标。一旦屈光度低于该年龄的正常阈值，就提示发育出现异常。以中国儿童为例，多个年龄段的平均屈光度已跌破+1.0D，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早期信号。若进一步下降，则必须及时干预。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目前我们仍在研究，户外活动对已低于安全阈值的儿童能发挥多大的延缓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户外活动绝不应被放弃。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它同样有助于减缓近视的进展。

除行为干预外，我们还有多种额外手段，包括特殊设计的近视防控眼镜、特制隐形眼镜、阿托品滴眼液、角膜塑形镜（orthokeratology）、红光治疗（red-light therapy）。从安全性考虑，防控眼镜是相对更优的选择，目前在中国应用日益广泛，只是价格仍偏高。阿托品滴眼液在较高浓度下的疗效也已被充分证实，中国目前批准使用的是0.01%浓度，据悉很快有望提升至0.05%，届时其防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当然，干预效果也取决于儿童与家长的意愿和配合度。一旦屈光状态低于关键阈值，就应认真考虑上述干预选项之一。

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视力筛查体系。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筛查结果有效转化为转诊与随访行动，并确保家长和学生积极配合。此外，还需探索将视光服务延伸至校园内部，以便更高效地完成屈光检测、处方配镜和后续管理。

何鲜桂教授

去年底，上海启动了政府支持的整合型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以学校为基础开展人群大规模的近视公共卫生干预。在制定干预策略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各项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以及成本效益等因素。基于上述原则，我们选择采用特殊光学设计的离焦眼镜进行干预。正如Ian教授刚才提到的，这类产品属于非医疗器械，无需依赖医生处方即可在学校环境中实施，当然仍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指导。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基于学校的、对屈光状态进行准确分类后的干预模式。

在分类干预策略中，我们对不同视力状况的儿童采取差异化措施：对于近视前期和已近视的儿童，鼓励家长使用特殊光学设计的离焦眼镜进行干预；对于远视储备相对不足的儿童，动员其使用可量化监测户外活动的手环来强化户外活动干预；对于远视储备相对充足的儿童，则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包括充足户外活动、良好用眼习惯和用眼环境保持等方面的知识普及。

在这种分类策略指导下，我们正在推进整合性干预项目。在昨天会议上，我们报告了6个月的中期研究结果，发现该干预策略在近视发生率和近视进展率控制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与对照组相比，近视发生率和进展率均下降至约50%。

目前，我们正在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和有利因素，以制定更加适宜的推广方案。同时，我们受国家疾控局委托，正在制定近视分级分类干预技术指南（国家卫生行业标准）。这一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以群体为干预对象的公共卫生技术指导方案，为后续人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相信基于实践经验的指导方案将很快为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如何将远视储备监测融入公共卫生体系，实现近视防控的“关口前移”？

Kathryn Rose教授

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推动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关键之一在于建立有效的学校视力筛查机制。然而，当前筛查方法存在明显局限：仅凭视力表等常规手段，难以准确识别儿童是否仍具远视储备，或已步入近视前期。事实上，儿童视力通常在近视发展至约 –1.0D 时才会显著下降。因此，我们亟需适用于校园场景的更精准检测工具。目前，睫状肌麻痹验光虽是屈光评估的金标准，却难以用于大规模校园筛查。

我认为，有必要研发能更准确反映儿童屈光状态的新型设备。理想的方向是开发一种手持式眼部生物测量仪，可同步测量眼轴长度与角膜曲率，并内置计算出晶状体屈光力等关键参数。从技术层面看，这类设备完全可行。而中国凭借其坚定的研发意愿、庞大的人口基数、领先的技术实力与强大的制造能力，极有可能成为推动该设备落地的理想国家。一旦实现，它将为判断儿童处于远视储备阶段或已进入近视前期，提供最适合、最有效的筛查工具。

Ian Morgan教授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早期干预——这项工作应当从学龄前阶段就开始。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学龄前儿童的近视发生率并不高，因此此阶段的干预措施可能不会显著降低整体近视的患病率。然而，在中国台湾省，学龄前儿童近视的发生更为普遍，仅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近视的发生率就降低了大约一半。如果在中国其他地区采取类似措施，或许不会立刻显著降低近视的总体比例，但可以使儿童距离近视发生的临界点更远。在学龄前阶段引入防控措施将带来重要影响，因为早发近视才是导致学生在毕业时成为高度近视的主要风险因素，并且在40至50年后，可能导致严重视力损害甚至失明。因此，我认为“尽早干预”应当成为我们未来工作中最需要重点强调的方向之一。

何鲜桂教授

毫无疑问，近些年来，中国在近视防控工作方面已成为国际上的成功典型案例。在政府大力推动支持下，中国在校园筛查、户外活动政策实施、"双减"政策推行以及教育部对小学和学龄前重点人群的关注等方面，都形成了值得国际借鉴的典范经验。据悉国家部门关于远视储备的应用文件也很快下发。目前，国内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普遍感受到，中国在近视防控方法、做法和案例方面的参与已成为会议讨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中国经验的近视防控讨论被认为是不全面、不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近年来中国近视防控工作受到的国际高度关注。

当然，正如Ian教授刚才提到的，部分地区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例如，中国台湾省在前期推行的每日120分钟户外活动政策，使当地近视率得到了显著下降；同时倡导从学龄前开始预防的做法，也为我们未来相关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我仍坚持认为，目前全球最成功的近视防控推进地区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近年来，通过整体政策支持和各方共同努力，形成了全社会关注、专业体系投入、教育体系配合以及产业技术进步的全方位格局，这些成就毫无疑问使中国成为国际近视防控领域的杰出代表。

中国儿童的视力健康蓝图展望

何鲜桂教授

对未来近视防控工作的共识与期待，我认为核心在于确立一个基本观念：近视是可防可控的，关键在于将预防关口前移。

这一“前移”应聚焦于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年龄的前移。正如Ian教授所指出的，预防需从学龄前阶段就开始；二是度数前移。干预不应始于近视发生之后，而应启动于近视发生之前。具体来说，当远视储备低于100度，尤其是不足50度时，就需及时干预，力求实现近视的预防或延迟发生。这应成为国家与专业层面共同推进的重点方向。

总结

在全球近视患病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如何科学认识、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远视储备，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通过科学认识、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这一"天然保护盾"，我们有望在近视防控的道路上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下一代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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