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视防控是一项关乎下一代健康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唯有汇聚全球智慧，才能照亮前路。在“Bright China 2025”盛会期间，《国际眼科时讯》有幸邀请到国际防盲协会（IAPB）主席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与香港理工大学何明光教授，展开一场跨越地域的巅峰对话。一位是统筹全球防盲战略的领袖，一位是深耕近视流行病学与临床干预的顶尖学者，他们的思想碰撞，不仅从国际视野审视了中国近视防控的独特路径，更将为全球范围内推动此项事业提供关键的战略洞见。

话题一：在高度近视也成为不可逆性视力损伤主要因素的时代，国际防盲协会如何重新评估“近视防控”在全球防盲战略中的优先级？

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

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深入探讨，不妨将时间倒回十年之前。2015年的全球卫生数据显示，当时约有2.53亿人正遭受视力损伤或失明的困扰。就在那个时期，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始思考“视觉2020”计划结束后，未来十年全球眼健康事业应如何推进。为此，WHO启动了《世界视觉报告（World Report on Vision）》的编写工作。这类报告通常旨在深入评估某一健康问题，并为未来指明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浮现出一个关键问题：从公共卫生视角看，视力损伤的真实负担到底有多大？

思维的一大重要转变在于人们重新认识到屈光不正，尤其是近视和老视的重要性，而这些情况在以往的统计中并未得到充分反映。《世界视觉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视力损伤或失明人数估计已从原先的2.53亿激增至22亿，其中约11亿人的视力问题本可预防，但目前尚未妥善解决。之所以从这里谈起，是因为全球对眼健康关注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着近视问题展开的。当前的估计显示，全球约有26亿人患有近视。因此，当我们从公共卫生和全球眼健康运动的角度思考时，必须制定既能应对近视等疾病上升趋势、又能将有效干预措施纳入卫生体系的综合策略。

至于目前采取的行动，世卫组织联合国际合作伙伴于2024年5月正式启动了“全球SPECS 2030倡议（Global SPECS 2030 Initiative）”。该倡议的目标是实现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的全球提升，具体目标是：在基线水平的基础上提高40个百分点。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覆盖率，第二是通过有效的屈光不正干预实现高质量的结果。

“SPECS 2030倡议”确立了一个极具雄心的目标——确保每一位需要屈光不正矫正服务的人都能获得相应的照护。其次，它设定了一个全球性目标：到2030年，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在基线水平上提高40%。第三，它明确了若干关键战略支柱，包括：

S — Services（服务）：聚焦于提供有效屈光不正矫正服务所需的人员和体系建设；

E — Education（教育）：确保专业培训和公众认知的提升；

C — Cost（成本）：着力解决可负担性与可及性问题；

S — Surveillance & Data（监测与数据）：强化监测体系与循证决策能力。

这些支柱共同构成了该倡议的总体愿景，并为行动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框架。

该倡议还建立了一种实施机制：通过该机制，WHO发挥其核心职能——制定规范性指导；同时，它也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并建立涵盖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的网络，以共同应对诸如近视等全球性眼健康问题，携手寻找未来的发展路径。

IAPB完全支持WHO的“SPECS 2030倡议”。同样，其他一些组织，包括多个基金会及国际合作伙伴也积极参与其中。作为一个全球共同体，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克服过去阻碍我们进步的障碍，而近视与屈光不正问题正是这一挑战的核心所在。

话题二：在应对近视这一全球性挑战中，中国有哪些优势值得别的国家和地区借鉴？ 

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趣，同时也略显复杂的问题，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首先，近视问题的规模十分庞大——我们如何才能制定出一种能够大范围应对近视及其他视觉健康问题的有效策略？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成本。扩大服务规模与贴近服务对象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并直接关联到成本控制。若不能有效降低成本，就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实质性改变。对中国而言，我认为它在多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目前正在实施的学校眼健康项目，通过系统筛查让儿童能够及时获得配镜服务。此外，中国在视力筛查技术和数据管理等领域也涌现出许多技术创新。在成本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等地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同时，有必要开展系统严谨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不同模式的可行性，明确扩大可及性的关键因素，识别真正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并综合考量各类变量，从而为不同情境设计最适宜的模式。总之，成本效益与数据驱动的证据至关重要。中国正在探索和验证的多样化服务模式，为全球眼健康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学习并推广至更多地区。

话题三：中国的近视防控经验，特别是“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的模式，为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

何明光教授

我认为，中国在近视防控方面一直发挥着引领性作用，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系统性的防控机制。

首先，近视防控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重点工作，这是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的做法。政府的重视与政策支持对于推动近视防控至关重要。

其次，在中国，基于学校的视力筛查体系非常普遍。而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等地，目前都尚未建立全国范围的校园视力筛查项目。这正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中国经验”之一。

第三，是该领域的产业发展。例如，在Bright China学术会议中可以明显看到，每年参展的企业和行业代表数量都在显著增加。这表明，社会各界已充分认识到近视防控的商业潜力。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其中，开发新产品、提供眼健康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尽管如此，中国儿童的近视患病率仍高居全球首位，防控工作因此依然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挑战。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努力，将总体近视患病率降低一定比例。此外，中国也致力于降低高度近视的发病率，这意味着必须有效延缓已近视儿童的度数加深，这同样是一项艰巨任务。在此过程中，需要扎实的数据支撑，以科学评估国家层面干预措施是否真正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唯有依靠可靠的证据，才能判断这些工作是否取得了实质成效。

话题四：中国在诸如白内障手术率提升等眼健康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政府的“政治承诺”具体是如何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并最终成为改变现状的关键力量的？

何明光教授

回顾十五年前，白内障手术率（CSR）曾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当时，中国的手术率大约为每百万人口1,000例/年，远低于国际水平（约1,500例/年）。随后，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转变。第一，白内障手术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获得了制度性保障与经费支持；第二，过去15年间，中国的民营医疗机构迅速发展，大量民营医院与眼科医疗服务提供者积极参与白内障手术的开展，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格局。如今，中国已经无需再担心白内障手术率的问题，这一数字已达到每百万人口约4,000例/年。这深刻反映出，公共卫生层面的解决方案与个体层面的医疗干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公共卫生策略的实施必须依托政府的关注与投入。

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

过去，中国的白内障手术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一局面曾持续令人困扰。然而在短短数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扭转。究其原因，正如您所言——关键在于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政策推动。将白内障手术纳入国家医疗保险体系，是推动变革的核心举措。从本质上讲，这也正是IAPB的核心工作。我们与各国的合作伙伴和成员一道，致力于识别关键障碍，制定核心解决方案，并推动集体行动，通过召集政府、合作机构及利益相关方，共同朝着明确目标努力。IAPB能够帮助各国政府建立沟通平台，促成政府与地方成员的对话；也支持地方伙伴，将国际经验与视角引入本土工作中。这种国际合作常常能够提升政府层面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积极向全球分享经验，也在不断吸收国际经验。IAPB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将中国的成功案例推广到全球平台，同时把国际上有效的经验带回中国。例如，我们曾在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期间举办边会，让中国政府代表与其他国家官员同台交流。这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眼健康领域的成就，也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际形象。

展望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2026年11月将举办首届全球眼健康峰会（Global Summit for Eye Health）。这将为中国展示在防盲与眼健康领域的卓越成果提供一个极佳的国际舞台，让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同台交流。

话题五：对于同样需要举国之力应对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可以从白内障手术的成功实践中借鉴到哪些核心经验？

何明光教授

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入新的框架中来思考，例如置于《WHO SPECS 2030》的背景下，可以再次以白内障手术为例进行探讨。

据我了解，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儿童提供眼镜补贴，每年可获得一副免费眼镜。假设中国政府愿意将配镜服务纳入国家医疗或医保体系，例如针对儿童群体，每个孩子每年可由医保资助或报销一副眼镜，这将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目前，政府似乎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类解决方案的潜在价值。如果IAPB能够主办一个关于全球配镜服务解决方案的论坛，邀请来自NHS的专家介绍并分享NHS为何以及如何将眼镜补贴纳入其医疗保障体系的经验，这将非常有借鉴意义。我相信，他们在作出这一决策前一定进行了详尽的卫生经济学分析与成本效益评估。通过学习这些案例，我们的政府也能更好地理解此类政策的经济合理性与社会收益。从长远来看，如果配镜服务能够被纳入国家医疗体系或医保覆盖范围，这将对实现世卫组织《WHO SPECS 2030》的目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

我认为您提出的观点非常重要。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从不同情境出发进行考量。我想起了几周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由IAPB牵头编制的报告——《视觉的价值：投资案例报告（The Value of Vision: Investment Case Report）》。这份报告正是为即将召开的全球眼健康峰会（Global Summit on Eye Health）做准备而制定的。报告的核心是一个经济学分析模型，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各类眼健康干预模式的成本结构；不同干预措施所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正是关于如何在社区层面开展视力筛查，以及如何通过成镜或处方眼镜干预来改善视觉健康。报告提供了详细的成本模型，可在IAPB官网上公开获取，涵盖全球111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这些资料为各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开展严谨的经济建模研究，并针对不同干预方式进行分析。

以澳大利亚为例，眼镜并未被纳入公共医保（Medicare）的报销范围。然而，政府针对特定群体设立了补助计划——例如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群体提供眼镜补贴；对低收入或领取社会福利的人群也有相应的资助机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成本建模与情景分析，比较不同政策路径的经济可行性，从而为政府提供清晰的政策决策依据。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各国政府在卫生领域及其他公共政策领域都面临多重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并以扎实的经济论证为基础，阐明每种方案对国家经济和医疗体系的具体影响。

此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思考。除了政府与公共医保体系的作用外，我们还应探讨如何吸引私营部门与相关产业的参与。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公私合作模式，让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拓展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业务，而企业则承担一定的公共健康责任。

总而言之，我认为关键在于三点：建立多类型干预路径的成本模型；识别并协调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方；构建一个可执行、经济合理的政策框架，以便政府能够切实采纳并实施。

话题六：有观点提议，通过政府出台强制性政策，要求眼镜店提供符合标准的低成本成品眼镜，以推动近视防控。您认为这一政策的核心价值与最大挑战分别是什么？

何明光教授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我们经常谈论的是可及性、可负担性以及适当技术的应用。在临床环境中，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为每个有需要的孩子定制完全个性化的眼镜。然而，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可能并不现实——成本实在太高。因此我们倡议，将成品眼镜的推广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大量低度散光儿童对定制镜片并无刚性需求，这为低成本成品眼镜的应用提供了空间。该模式成功的核心前提，是政府出台强制性政策，要求所有眼镜店配备符合世卫标准的低价或免费成品眼镜专区，从而彻底化解成本难题。

Brandon A. M. Ah Tong教授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们需要多种应对途径。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近视防控方面，对于绝大多数病例而言，成品眼镜已经足够好。关键在于要确定这种做法在整个眼保健体系中的定位。

我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是盲人。因此，当人们对成品眼镜的质量提出担忧，或担心一些患有其他眼病的儿童可能被忽视时，我完全理解，这些都是合理的顾虑。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识别出需要更专业评估的人群，并为他们建立清晰的转诊路径。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涵盖大部分眼病情形的体系，并且实现规模化。如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设计出一种公共卫生模式，使 80% ~90% 的人群能够获得高质量、改善生活的视力干预，同时确保其余 10%~15% 的人也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专业照护。

环顾当下全球眼健康领域的发展现状，整个国际眼保健行业正变得愈发成熟和系统化。《视觉价值报告》（Value of Vision Report）是来自全球实际项目的真实数据，包括有关成品眼镜项目的具体成本和投入数据。

报告指出，如果在未来五年内投入71亿美元，可获得近2000亿美元的回报，并在五年内减少25%的可避免盲。如今我们掌握的数据比以往更加完善和精确。我们对眼健康经济学的理解正在显著提升——而这正是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现在终于能够提供这些依据了。

何明光教授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影响因素确实很多，并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然而，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我们应当致力于确定一到两个关键优先事项。例如，其一，可以将儿童眼镜配镜服务纳入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其二，则是推广成品眼镜作为适用于大多数儿童的、经济可行的适当技术。我认为，聚焦这两项关键行动比提出二十多条建议要更具可操作性。否则，我们只会有一长串建议，却没人真正清楚该先落实哪一条。

总结

本次巅峰对话激发的思考深远而绵长。它深刻地启示我们，中国的近视防控之路，既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创造可复制的“中国经验”，也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对话，贡献“中国智慧”。未来，借助更多“Bright China”这样的平台，如此顶尖的智慧交流必将凝聚成更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全球近视防控事业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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