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40届世界眼科大会（WOC 2026）上，近视防控成为最受瞩目的学术版块之一。中国学者不仅以庞大的数据体量和丰富的临床证据吸引了全球目光，更在学术组织和议题设置层面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话语权。本刊特邀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党委副书记、近视防控学科带头人何鲜桂教授，就基础研究转化、快速进展型近视干预策略，以及中国近视研究的全球定位等话题进行深入访谈。

《国际眼科时讯》：您在本次大会分别从遗传机制和临床干预两个维度分享了近视防控的前沿。首先，在“从高风险人群到基础机制”这一讲题中，您是如何将人群遗传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相衔接的？其中有哪些发现可能改变我们当前对高危儿童筛查或干预的传统思路？

这是我们团队首次在国际大会上系统汇报从人群遗传到机制验证、再到干预转化的完整研究闭环，为未来方向提供了三方面启示。

第一，在人群层面，我们依托上海高质量队列研究，嫁接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连接遗传信息与临床表型数据。基于6000余名儿童的屈光与眼轴随访资料，我们定位到NAT2基因——该基因表达水平的改变可显著影响屈光度与眼轴的进展速度。这意味着，未来儿童近视筛查若能整合遗传易感性评估，将突破传统“视力+屈光+眼轴”单一维度，实现更精准的高危人群锁定。

第二，在机制层面，研究增加了我们对近视发生路径的认知：缺氧→HIF-α→抑制NAT2表达→线粒体代谢重编程→ROS-TGF-β通路激活→巩膜重塑与脉络膜血管障碍→驱动近视进展。这一完整闭环提示，未来高危儿童筛查可考虑纳入遗传与代谢多维度指标，以及可为靶向巩膜代谢的干预策略探索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在转化层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前景的干预方向：NAT2表达下降可引起α-酮戊二酸（α-KG）水平变化；而动物实验证实，补充α-KG可逆转近视相关病变并延缓进展。α-KG作为一种已知安全的营养补充剂，若能在人群临床验证中复现上述效果，将为巩膜代谢靶向治疗提供新的路径。

总之，这项基础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眼轴与屈光改变背后机制的理解，为后续结合环路指标增强预防与干预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期待未来能更好地利用遗传与代谢维度，助力新筛查手段与干预方案的探索。

《国际眼科时讯》：在“儿童近视快速进展的控制”方面，目前国际上对“快速进展”的界定标准仍存差异。您在此次报告中提出了哪些新的循证依据或策略优化建议？对于已经快速进展的儿童，您认为联合干预的最佳时机和组合方案应如何把握？

我们团队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首次明确定义了眼轴快速进展的界值：以年增长0.2mm为阈值，无论对已近视儿童还是远视储备消耗评估，均可作为判断控制是否达标的分水岭。若眼轴增速超过0.2mm/年，提示需考虑升级或调整干预手段；在预防层面，则需进一步强化行为干预，并适时引入临床强化措施。当然，实践中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性的存在。

在屈光度判定方面，目前各指南与专家共识表述不一：部分以年增长-0.75 D为界，部分以-0.50 D为界，亦有结合基线特征综合判断者。这提示临床医师与公共卫生实践者需结合具体场景灵活应用。例如，对控制目标要求更高的专家，可将每年≤0.25 D（约25度）设为理想值；对于6岁早发近视儿童，若每年进展控制在0.25 D以内，至18岁仍有较大可能维持中低度近视水平。反之，若以0.50D—0.75D/年为容许目标，个体远期预后恐难达标。因此，界值设定需综合临床医生的预期、患儿发病年龄及家长诉求，做到个体化判断。当然，面向未来，我们期待依托更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为不同细分场景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应用方案。

关于联合干预的启动时机，核心在于建立高频、规范的随访机制。我们建议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系统随访与评估，以及时发现快速进展迹象。一旦在三个月内观察到显著增长（如50度以上的快速攀升），即可启动“刹车”动作——或调整干预措施，或联合多种手段介入，将快速进展窗口压缩至最短。切忌等待半年甚至一年后再被动应对，以免错失最佳控制时机。

《国际眼科时讯》：除了您自己的研究报告，本次WOC有哪些近视或儿童眼病相关的研究令您印象深刻？

本届大会近视版块在何明光教授统筹布局下，联合国际近视研究会（IMI）主席及多位国际顶尖专家共同策划，整体呈现出维度广、深度足、张力强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研究覆盖了从预防、控制到高度近视并发症多学科治疗的全周期；在干预措施方面更是“各显神通”，不同技术路线几乎呈“军备竞赛”态势，纷纷展示最新技术进展与临床证据积累。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有三点：

一是阿托品研究的精细化升级。讨论焦点已超越“低浓度阿托品是否有效”，转向不同人种、不同浓度、不同给药频次的效果差异。例如，印度团队报告了每日两次0.01%阿托品的疗效数据；在浓度选择上，阶梯化方案如何优化也成为热点。这体现了领域正从“有效验证”迈向“精准落地”。

二是红光干预的长期安全性报告。低强度红光治疗作为备受关注的手段，本次大会呈现了更长随访周期的安全性数据，并深入观察了停用后的反弹效应等热点问题。值得欣喜的是，红光疗法不仅在国内持续深化，国际产业界也开始关注并布局；国际红光学术组织的建立，标志着该技术正从区域实践走向全球协作。

三是人工智能与近视防控的深度融合。从智能筛查、早期敏感预测到个体化干预指导，AI在近视全周期管理中的潜力已清晰可见。

此外，近视前期的定义与早期介入方案也获得了充分讨论。总体而言，本届大会从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临床实践到AI赋能，多维度呈现了近视防控的最新图景。

《国际眼科时讯》：本届WOC上，中国学者在近视防控领域的声音格外突出，您本人也承担了主持和双重报告的重要任务。站在国际舞台，您如何定位中国近视研究在全球学术版图中的角色？我们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有哪些短板仍需追赶？

本次近视版块由何明光教授整体统筹布局，这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地位跃升——从过去的“参与者”到今天的“引领者”。未来，我们需在WHO及国际近视研究会（IMI）等平台上争取更多牵头角色，而非仅满足于参与与被引用。

客观来看，中国近视防控研究已具备三大核心优势：

其一，数据体量与积累速度全球领先。从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到干预研究，中国团队能够快速产出高质量数据，为全球证据体系提供重要参照。

其二，临床干预手段百花齐放、产业迭代迅速。从低浓度阿托品、多种光学设计框架镜、角膜塑形镜（OK镜）到新型低强度红光疗法，中国在产业速度、临床验证效率及措施可及性方面，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其三，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与资源投入，这也是众多国家羡慕不已的制度优势。

短板同样清晰：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仍需加强，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与长期随访研究的布局尚显不足。中国香港LAMP研究从设计到多年持续随访、稳定产出，堪称典范；何明光教授早期发表于JAMA的户外活动干预研究，亦树立了高质量研究的标杆。未来，中国眼科学界需在上述方向持续发力，同时注重本土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国际传播，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展示中国成果，从“引领者”稳步迈向“规则制定者”。

总 结

从基因靶点的发现到眼轴进展阈值的定义，从单一干预到联合策略的优化，从数据积累到规则引领，中国近视防控研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能力跃迁。何鲜桂教授的分享不仅展现了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清晰路径，更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学者有能力、有责任在全球近视防控事业中承担更大使命。随着基础研究新发现等新型干预方向的探索深入，以及人工智能、红光疗法等技术的持续迭代，近视防控的精准化、个体化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期待中国学界以更高质量的原创研究和更开放的全球协作，为亿万儿童的清晰视界贡献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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