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精准医学与多学科融合不断深入的当下，视网膜影像正从单一的眼部诊断工具，演进为洞察全身健康的重要窗口。凭借其可直接、无创观察神经血管结构的独特性，眼底所呈现的血管形态、神经纤维层厚度等功能与结构信息，正逐渐被转化为可量化的生物标记，揭示着全身微循环与代谢系统的早期改变。这一从局部影像到系统关联的认知深化，不仅拓展了眼科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病管理中的临床角色，也为疾病的早期发现与风险分层提供了新路径。在第41届亚太眼科学会年会（APAO 2026）上，《国际眼科时讯》特邀北京协和医院陈有信教授，阐述视网膜影像在全身性疾病评估中的前沿进展与应用前景。

《国际眼科时讯》：从病理生理机制出发，您认为视网膜的哪些特异性影像特征，最有潜力成为反映全身微血管状态乃至代谢紊乱的“窗口”性生物标志物？

陈有信教授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能反映我们的精神状态，实际上也是观察全身健康状况的重要窗口。作为人体唯一能够直接观察到动静脉及中枢神经的器官，眼睛在全身疾病评估中具有独特价值。无论是否散瞳，现有技术已能通过设备直接观察眼底微血管状态及神经纤维层的结构。从血管角度看，无论是正常血管、异常分叉，还是整体血管结构（如血管弯曲度、分形维度），都能反映微血管状态。特别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能够更精细地捕捉到微血管的细微变化，甚至识别出肉眼无法察觉的早期异常。这些变化可能在眼底尚未出现可见病变、功能也未受影响时即已发生，从而成为全身健康状况的早期指示信号。

近期我们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眼底影像分析慢性肾病患者的微血管变化，相关论文发表于Nature子刊NPJ Digital Medicine上，显示出眼底特征与肾脏病变之间良好的关联性。此外，在某些疾病状态下，微血管出血的定量化以及黄斑拱环结构的改变，均可反映全身系统性状况。神经纤维层的变化同样与多种全身性疾病相关，例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均可通过眼底影像标志物发现与全身状态的关联。功能层面亦存在广泛联系，视觉功能、眼底功能性指标与心脏、肾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的关联性已得到较多研究支持。

随着SS-OCT等影像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类特殊检查设备的进步，眼底影像技术已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为深入探究眼底影像标志物与全身疾病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极大助力，具有重要的临床与研究价值。

《国际眼科时讯》：多模态视网膜成像技术日益丰富。在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筛查与监测中，应如何整合与解读这些不同维度的影像信息，以构建更精准的风险分层模型？

陈有信教授

我们熟知的“盲人摸象”故事揭示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在眼科检查中，若仅依靠单一模态，如眼底彩照、OCT或血管造影，其观察视角难免存在片面性。然而，当我们将眼底彩照与OCT结合，或进一步融合眼底自发荧光等多模态影像时，便能构建更全面的评估体系。多种技术互为补充，显著提升了诊断的完整性。

在开展人工智能研究时，我们整合了多种模态数据，例如眼底彩照与OCT，并可进一步结合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及眼底自发荧光等多维特征。结合当前大语言模型对患者临床资料的分析能力，此类多模态融合策略能够大幅提升早期筛查与诊断的准确率及特异性。

此外，影像学检查还可与实验室检测（如血清学指标、血细胞参数）及眼部局部生物标志物（如房水成分分析）相结合，这种影像与生物指标的多维度整合，必将进一步提高早期筛查的准确性与敏感性。

《国际眼科时讯》：您认为，目前将视网膜影像定量参数作为系统性生物标志物应用于常规临床诊疗或大型人群筛查，面临的主要技术标准化与临床验证障碍是什么？

陈有信教授

影像学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当前市面上的影像设备厂商众多，在数据格式、采集模式及成像原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不同厂家的真彩成像设备与激光成像设备在技术路径与成像特性上各具特点，影像协议模式亦不统一。这种异构性构成了技术泛化与数据互通的首要障碍。

其次，目前仍缺乏大规模、高质量的标准数据集。一方面，影像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现有数据集之间共通性较低，导致在界定标准化影像标志物时，面临技术语言不一致、评价标准不统一的挑战。

此外，尽管相关技术在早期筛查与诊断中表现出良好效果，但设备成本普遍较高，影响了其在基层推广应用的成本效益。

因此，我们期待通过技术进步，推动设备间的技术互通、信息共享与影像协议的协同统一。同时，设备价格也需进一步降低，有人比喻，中国制造有望将其推向“白菜价”，而这正是我们所乐见的。只有让设备在基层社区、乡镇等场景中真正实现“用得起、用得好”，才能充分发挥其在早期筛查中的核心价值。

《国际眼科时讯》：您的研究揭示了“眼为全身之窗”的深刻内涵。基于发现，您对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等学科的临床医生在管理糖尿病患者时，有何具体的协同筛查或监测建议？

陈有信教授

眼睛作为“心灵之窗”，也是反映全身健康的重要窗口。我们医院秉承多学科协作的传统，尤其在糖尿病管理方面已形成系统模式：内分泌科接诊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初诊患者，会邀请眼科进行会诊；同样，眼科若发现典型DR表现的初诊患者，也会邀请内分泌科会诊，并与肾脏科、中医科等相关科室开展联合诊疗。这种协作模式显著提升了诊疗的整体性与协同性。糖尿病本身是一种累及多系统的代谢性疾病，通过多学科联合诊疗，能够更全面地识别疾病生物标志物、实现早期发现，并深入探究其发病机制，尤其在患者长期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加强与其他科室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此外，仍需强调疾病防治的“关口前移”。在各类疾病中，预防始终是最经济有效的策略。若能通过早期预防性干预或早期发现实现防治关口前移，避免病情进展至晚期阶段，将事半功倍。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最后，治疗需注重个体化。每位患者的情况各不相同，眼部血管状态、全身状况、饮食结构、体重及血糖控制水平等均存在差异。因此，临床实践中应倡导并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案。

《国际眼科时讯》：随着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数据分析方法的深化，您如何看待视网膜影像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管理体系中的未来角色？

陈有信教授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感自豪的是，眼底影像在糖尿病管理中能够发挥远超眼部评估本身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可用于DR的诊断与监测，还能为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乃至脑血管问题的早期识别提供关键信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眼底影像在这方面的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我们团队围绕这一方向已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明确证据，其他团队亦有相关报告发表。“以眼观肾、以眼观心、以眼观脑”，这类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方法的进步，近年来已取得显著进展。

此外，眼底影像的价值不仅限于诊断，同样体现在治疗监测中。眼部检查具有无创、便捷的特点，无论散瞳与否，获取眼底影像都较为简便。随着设备成本日益降低，这项技术可动态追踪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治疗效果进行持续监测。我认为，这一领域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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