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近期落幕的WOC 2026大会上，神经眼科的精准化诊疗成为热议焦点。面对MOG-ON与AQP4-ON等复杂疾病，如何从单一的形态学观察迈向多维度的机制解析，是全球学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邹文军教授长期深耕于神经眼科临床与基础研究，此次参会带回了关于影像标志物视盘周围高反射卵圆形团块样结构（PHOMS）与转录组学动态监测的前沿思考。会议现场，《国际眼科时讯》有幸邀请到邹文军教授，结合其团队研究成果，深入剖析神经眼科的范式转移，推动精准医学在神经眼科的深入实践。

《国际眼科时讯》：PHOMS是近年OCT影像上被关注的新征象，但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对它还比较陌生。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PHOMS到底是什么？它和视盘水肿、视神经炎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关联？

邹文军教授

PHOMS在OCT上表现为视盘周围边界清晰的一个高反射团块，本质上被认为是轴浆瘀滞的影像学表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视神经纤维在筛板水平需要转弯进入视神经管，神经纤维就像一条公路，轴浆运输就是公路上的物流；当视盘处发生“堵车”，蛋白质、细胞器堆积起来，就形成了PHOMS这种影像表现。它和传统意义上的视盘水肿不同。我们在OCT上看到视盘隆起，常笼统地称为“水肿”，但PHOMS让我们意识到——部分“隆起”其实是轴浆瘀滞，而非真正的组织水肿。在视神经炎当中，炎症会导致轴突肿胀、髓鞘破坏、轴浆运输受阻，这就为PHOMS的出现提供了病理基础。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MOG-ON患者PHOMS发生率高达48%，而AQP4-ON患者约为28%。这个差异提示，PHOMS的发生频率可能反映了不同疾病对视神经轴浆运输的干扰程度不同，也为MOG-ON与AQP4-ON的鉴别，提供了新的影像线索。

《国际眼科时讯》：在这项研究中有哪些核心发现？基于该结果，在OCT上发现AQP4-ON或MOG-ON患者存在PHOMS时，如何调整随访策略或治疗决策？目前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指导临床？

邹文军教授

我们的研究有以下三项核心发现：

• MOG-ON患者的PHOMS发生率显著高于AQP4-ON患者。

• PHOMS具有动态可逆性。研究的随访数据显示，部分患者的PHOMS征象会消退，部分则保持稳定，这表明它并非永久性结构改变，而是随炎症状态波动的动态标志。

• PHOMS的存在与否，对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和神经节细胞层（GCL）厚度的测量值没有显著影响，这一“阴性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基于此，临床上观察到视神经炎患者出现PHOMS时，这并非必然代表不可逆损伤，也可继续放心使用RNFL和GCL厚度参数评估视神经损伤，同时可将PHOMS的消退视为视神经炎症得到控制的间接佐证。但必须强调，目前证据尚不足以将PHOMS作为独立指标来指导视神经炎的治疗决策变更，它更适合作为补充性的观察标志物，而非启动或终止治疗的依据。

《国际眼科时讯》：在MOG-ON的临床管理中，发作期的控制与缓解期的维持治疗同等重要。您为什么会选择从“免疫反应差异”这个角度切入，而不是传统的影像或功能评估？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邹文军教授

在临床管理中，我们常面临一个核心困境：同样是视神经炎，有些患者对糖皮质激素反应良好却复发频繁，有些则病程相对平稳。传统的影像与功能评估虽必不可少，但更多反映的是“结果”而非“原因”。如果我们仅盯着OCT上的神经层变薄或视野缺损，往往只能陷入“补救”，而无法真正“理解”疾病本质。

转录组学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为我们提供了全景视角。全血RNA测序能实时捕捉机体免疫系统的动态。急性期如同“作战”，缓解期转向“重建”，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监测免疫状态的窗口。我们发现，MOG-ON患者的免疫特征呈现鲜明的时序差异：急性期富集了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和免疫球蛋白应答，而缓解期则显著激活了细胞周期通路，提示不同阶段存在截然不同的免疫重塑过程。

这种视角也揭示了疾病间的本质区别。对比研究显示，AQP4-ON更偏向固有免疫和中性粒细胞介导的损伤，而非B细胞通路；MOG-ON则更依赖适应性体液免疫反应。这种机制上的根本差异，正是我们选择从转录组切入的原因：唯有厘清免疫系统在疾病各阶段的具体行为，我们才能精准把握干预时机与靶点，避免盲目陷入非特异性免疫抑制的困局。

《国际眼科时讯》：本研究发现急性期与缓解期具有截然不同的免疫特征。基于此，您是否认为MOG-ON的治疗也应分阶段采取不同策略？您希望临床医生从这项研究中带走的最核心的认知是什么？

邹文军教授

从机制上看，MOG-ON发病急性期以B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应答为主导，这提示靶向B细胞或浆细胞的策略在急性期可能获益更大；而缓解期细胞周期通路的富集，可能反映了免疫重建或修复过程，此时过度免疫抑制未必有利。基于此，“分阶段治疗”的假说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目前仍是基于转录组学信号提出的假说，尚不足以直接写入临床指南。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未来的临床试验设计指明方向：例如在评估新型靶向药物时，必须区分急性期与缓解期分别入组。若忽视免疫状态的动态差异，不同阶段的混合数据很可能掩盖药物的真实疗效。

我们最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传递的核心认知是：MOG-ON并非单一的稳定状态，而是一个伴随动态免疫重编程的连续过程。急性期的“武器”未必适用于缓解期，临床决策必须考量这种阶段性的差异。

《国际眼科时讯》：此次参加WOC 2026会议，您有什么感触和收获？

邹文军教授

WOC作为全球眼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学术视野的重新校准。此次参会，我最深的感触是神经眼科正经历重要的研究范式转变，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是研究维度的融合。学科已不再单纯依赖临床表型和影像特征，而是迈入了分子机制与影像标志物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我们的两项研究恰好印证了这一趋势：PHOMS研究是对影像标志物的精细化结构刻画，MOG-ON转录组研究则是对疾病分子动态的深度解析，二者结合才构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次认知框架。

其次是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由于AQP4-ON、MOG-ON发病率相对较低，单中心研究始终面临样本量瓶颈，要解答关键临床问题，必然需要跨地域、跨学科的协同攻关。

最后，从宏观视角看，神经眼科的未来既不独属于影像，也不独属于免疫，而在于二者的交汇：影像提供疾病的“时空坐标”，免疫解析揭示疾病的“分子驱力”。我们正在朝此方向努力，期望构建AQP4-ON、MOG-ON的全新评估体系，加速精准医学在视神经炎诊疗中的临床转化——这也正是本次WOC之行带给我的最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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