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下，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进展与高度近视化发展的双重特征，防控形势严峻。近视防控已然成为关乎国民视觉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议题，刻不容缓。近日，Bright China 2025明眸中国近视防控大会暨国际近视研讨会在上海圆满落幕。会上，安徽医科大学陶芳标教授带来了“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纳入近视防控研究与政策制定”的精彩讲题，从创新视角深入剖析近视防控，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国际眼科时讯》借此契机，特邀陶芳标教授进行深度解读，期望借其专业智慧，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案，筑牢光明未来的健康基石。

《国际眼科时讯》：近视防控过去更多聚焦于用眼习惯、遗传或医疗干预。现在提出“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纳入其中，这是否意味着对近视成因的理解发生了转变？

陶芳标教授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出高发、低龄化与高度近视患病率上升的趋势。既往在分析近视成因时，我们着重强调了行为因素，例如不良用眼习惯、户外活动时间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等。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一些环境因素，如教室采光照明条件不佳、课桌椅与儿童青少年身高不匹配等。尽管这些行为和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控性，但其背后往往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儿童青少年缺乏户外活动、阳光接触不足、体育锻炼匮乏、夜间睡眠时长未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等情况，根源在于当前儿童教育评价体系和成长成才评价体系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在社会和家长群体中，这种不合理的观念较为普遍，进而引发广泛的教育焦虑，致使儿童青少年被布置了大量的家庭作业和课外补课，这无疑挤占了他们本可用于体育锻炼、休闲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时间。此外，一些刻板思维也制约了人们行为改变。例如，对于课间走出教室这一行为，许多老师和学校未能充分认识到这种“锻炼零食”对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改善大脑血供状态以及提高后续学习阶段学习效率的积极作用。这种认知不足在行动和行为层面，可能增加了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风险。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在影响近视的环境和行为因素背后，还存在社会、文化、经济、观念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比如，部分家长认为只要儿童青少年学习成绩好，就可以牺牲户外活动和接触阳光的时间，甚至觉得即便近视了，也可以通过配戴眼镜或采用其他光学控制、药理学控制等技术手段来控制近视进展。然而，若不改变这些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观念，即使使用了技术手段其控制近视进展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引发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观念与行为因素没有解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度发展，城市空间受限，绿地减少，儿童青少年走路上学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这些都是社会决定因素。这些社会决定因素是行为和环境因素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并解决行为和环境因素，而不在政策、经济、文化和教育观念等方面进行思想转变，那么就可能制约全社会和家庭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投入与努力，导致防控效果不理想。

我们并非否定过去对近视成因的认识。实际上，应将其分层看待。例如遗传因素，全世界的儿童青少年对近视均存在遗传易感性，并非只有我国儿童青少年如此。因此，不能过度强调遗传因素的作用，而应强调遗传易感性的存在，环境和行为的作用就相应重要了。在关注这种相互影响的同时，还要看到背后政策、文化、经济、观念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这是对近视致病因素认知的升华，而非否定过去对近视病因的认识。

《国际眼科时讯》：在研究层面，我们应如何着手？现在是否有研究系统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收入、不同父母教育水平、不同社区环境的儿童在近视发病率、进展速度和防控效果上的真实差异？

陶芳标教授

我们重视对社会健康决定因素在近视防控中作用的研究，且需在多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例如，当前有研究报道，0.01%浓度的阿托品可控制近视进展；但也有研究发现，0.01%浓度的阿托品无法有效控制近视进展，仅当浓度提升至0.05%时方能有效控制儿童近视进展。这背后的原因究竟为何？此前我们并未进行认真且深入的探究。在研究过程中，并未重视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其日常行为的改变或恶化等情况。因此，这提醒我们在开展研究时，要关注社会决定因素，并有效控制此类因素。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实施干预和矫正措施时，将社会决定因素纳入整个近视防控体系，让社会决定因素成为近视防控的促进因素而非制约因素。

此外，需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使家长深刻认识到——矫正儿童近视仅为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家长在提高防近健康素养的同时，转变对儿童的成长成才观念的认识，创设儿童全面健康成长的环境，养成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行为，减少一些社会因素对近视防控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在研究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成因时，应纳入更宏观的因素，如城乡地区差异与经济、地理地貌、走路上学的关系，研究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后的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的改变对近视发生发展的影响。例如，20年前就有学者发现，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青少年在配戴适宜眼镜后，不仅视力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国际眼科时讯》：在政策设计和资源协调上，应该如何打破部门壁垒，有效联动各部门，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支持儿童眼健康的“友好型社会”？

陶芳标教授

要构建一个视觉友好的社会环境，不仅要求社区、家庭和学校各自发挥效能，更需全社会广泛参与、协同推进。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倡导将近视防控工作全面融入各项政策体系，正如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所强调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将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政策全局、达成人民共建共享的共识，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 一方面，政府各相关部门，如教育、卫生健康、体育、财政、市场监督、宣传文化等部门，均应积极采取行动。全社会都要思考和改进教育评价体系，对教育管理体系加以革新。近期教育部多次强调，各学校要确保每天综合性体育活动时间达到两小时，倡导开展15分钟课间活动等，这些都是从政策层面推动近视防控的有力措施。再以宣传文化部门为例，其应制作适宜、科学且通俗易懂的健康教育材料，从平面向融媒体发展，以提升全社会的健康知识水平与健康素养。

• 另一方面，学校也应形成与巩固“健康第一”的理念，致力于提升全体学生的健康素养，营造浓厚的健康文化氛围，增加对建设健康学校责任感，提供健康成长物质环境和社会支持环境。例如，加大学校在执行党和国家近视防控政策方面的力度，提供广泛可及的健康教育环境素材等。

唯有社会各部门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方能取得显著成效。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能够产生“1 + 1＞2”的协同效应，从而将社会力量、个人努力和家庭作用充分发挥至极致，共同为儿童眼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国际眼科时讯》：将“把近视防控融入所有政策”这一前沿理念从学术共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与行动，您认为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陶芳标教授

当前，我们亟需将专家观点与国际共识在我国进行广泛宣传、普及与推广。首先，专家应加大投入力度，开展更多研究以支撑“将近视防控融入所有政策”以及社会决定因素对近视防控产生的影响。此外，我们需通过多元途径与方式，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对相关理念的深入认知，并形成政策性材料。例如，借助专家的呼吁与形成的共识，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团体及个人向政府提交相关议案与建议。通过上述方式，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稳步推进相关工作，促使社会决定因素，尤其是“将近视防控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与方法论，从专家共识层面提升至社会共识层面，最终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各方协同努力、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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