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高度近视与青光眼均是重要的致盲性眼病，二者的紧密关联近年来备受关注。随着全球近视患病率持续增长，高度近视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与青光眼的关联机制和临床管理日益成为眼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流行病学研究证实，高度近视显著增加青光眼患病风险，且其诊断和治疗面临独特挑战。近期，《国际眼科时讯》特邀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孙兴怀教授，就近视与青光眼的共病机制、临床鉴别诊断难点、特殊人群管理策略以及未来关键科研方向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入解析，以期为眼科同仁提供临床指导与科研思路。

《国际眼科时讯》：高度近视被认为是青光眼一个明确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主要的共病病理机制是什么？

孙兴怀教授

近视问题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挑战。在近视管理中，关键在于防止其发展为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可能引发一系列相关眼病并发症，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第14届“关爱近视·微笑论坛”会议上，黄天荫教授和我的两场主题演讲均聚焦于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与青光眼之间的关联。这种相关性已被大量流行病学资料证实，且随着近视度数增加，患病风险显著上升。

黄天荫教授特别提及一项研究：近视每增加100度，发生青光眼的风险会上升20%，这一数据值得警惕。我们的研究资料也显示，从轻度、中度到高度近视，青光眼患病比例逐渐递增，且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换言之，年轻的高度近视患者罹患青光眼的概率更高。那么，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病理联系？我们的研究提示了以下可能机制：一是眼前段房水流出通路（小梁网）组织结构存在对青光眼的易感性；二是眼底视神经筛板结构薄弱，易导致神经纤维轴索损伤，并可能伴随供血不足，这些均为青光眼的危险因素。当前临床上主要的近视防控手段，目标之一就是阻止近视向高度发展。

此外，在针对高度近视的手术矫治过程中，也存在诱发青光眼的可能风险：一方面手术创伤可能引发或加重青光眼；另一方面，矫治中使用的抗炎药物如糖皮质激素，也可能诱发眼压升高。手术本身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我曾专题探讨过高度近视眼的白内障手术，术后眼压升高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这与手术可能导致前房角结构扭曲变形有关，需要引起临床重视。

《国际眼科时讯》：临床上，高度近视患者的青光眼诊断一直是个难点。目前，有哪些策略或新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进行鉴别诊断和早期发现？

孙兴怀教授

青光眼的核心损害在于对视神经的损伤，进而导致特征性的视野改变。当前国际指南中，诊断青光眼的最终金标准是典型的视野变化。然而，在视野发生改变前，临床上可通过多种辅助手段进行早期识别。以往认为眼压升高即提示青光眼可能，但现已明确，眼压升高可能仅为高眼压症，并不等同于青光眼。尤其在近视人群中，特别是高度近视患者，往往在眼压正常的情况下就已发生青光眼性视神经损伤及视野缺损，此类情况属于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该类型在高度近视中较为常见，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与眼球结构特征密切相关。因此，单纯依赖眼压测量并以其结果正常就排除青光眼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尤其对于曾接受近视手术的患者。术后因角膜变薄、曲率变平，所测眼压值通常偏低，此时更应关注视神经形态的评估。有经验的医生可通过眼底检查识别视神经改变，但部分早期或不典型病变较难判断，视野检查结果也可能受干扰，例如近视性视网膜萎缩斑可能导致相对性或绝对性暗点，增加鉴别难度。

因此，在青光眼诊断中，首先要提高警惕意识，特别是面对成年后近视度数仍持续增加的高度近视患者，必须注意排查青光眼可能。在成人中，近视度数持续加深的情况，通常仅见于青光眼和病理性近视这两种疾病，这一点需引起医务工作者及公众的重视。其次，不应将相关症状简单归因于视疲劳或近视本身。若偶发的视力波动可能与用眼过度相关，而频繁、反复出现的视力下降、眼胀等症状，则应及时就医进行全面检查。此类检查不应仅限于测量眼压，必须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详细评估，必要时进行视野检查，以排除青光眼。

需要注意，近视眼底病变常可掩盖早期青光眼的典型体征，使其识别和提示性降低，此时需借助多种检查手段进行综合分析。若一时难以明确，可通过影像学与功能学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安排定期随访。随访中若观察到进行性改变，则需警惕早期青光眼的可能。目前临床上已有多种监测手段，能够帮助实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避免直至视功能严重丧失甚至不可逆转时方才确诊，延误治疗时机。

《国际眼科时讯》：您认为现行的青光眼筛查和管理指南，对于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人群，是否需要做出特别的调整或强调？

孙兴怀教授

对于高风险的患者，如家庭中有一级血缘亲属患有青光眼，同时本人又为高度近视者，必须进行定期监测。即便眼压处于正常范围，也不可忽视，因其罹患青光眼的风险比普通人群高出十倍以上。近视所引发的眼部问题涉及多方面，不仅限于青光眼，还包括白内障（发病可能提前十年）、黄斑变性以及后巩膜葡萄肿等，这些均会影响视觉功能。近视相关并发症是一个整体性问题，需全面关注。

在近视防控工作中，关键目标是阻止其向高度近视发展。目前推动近视向高度发展的具体因素尚不完全明确，虽存在遗传背景的影响，但后天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开展多中心的临床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识别可能的危险因素。例如，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技术可观察到，高度近视患者的视网膜微血管密度随近视度数增加而逐渐降低，这可能是并发症发生的基础机制之一。微血管密度降低的原因及其发生机制目前仍不清楚。未来研究需探索能否通过治疗干预维持甚至改善微血管密度，从而延缓或避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此外，临床及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是否对疾病有触发作用也值得关注。以青光眼为例，其发病通常与情绪状态、精神压力等因素相关。焦虑、担忧、压力增大以及生活节律紊乱等都可能是疾病的危险因素。对于高度近视者而言，保持规律的生活、良好的心态、正确应对工作压力并进行自我调节，或许有助于降低发病风险。因此，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采取可行的措施进行干预。

当前，我们期望通过多角度的研究获得更多启示，为公众提供生活与工作中的自我保健建议。这不仅涉及临床诊疗中的注意事项，也包括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配合，避免不良刺激。希望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最终形成系统有效的防控策略。

《国际眼科时讯》：您认为在“近视-青光眼”这一交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孙兴怀教授

从科学角度来看，许多疾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目前我们已知的“近视-青光眼”相关因素主要包括眼压和视神经两方面，但如何系统阐明其机制，并将前述各类危险因素有效整合，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这可能需要依托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涵盖疾病谱的整体变迁。随着社会发展加速、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视觉质量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精神压力普遍增加，这些宏观社会因素可能也与疾病发生存在关联。因此，我们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共同推进研究：一方面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分析不同社区、不同阶段人群的特征；另一方面结合实验室研究，避免孤立探索。只有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才能逐步厘清相关危险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护策略，有效预防或减轻这些因素对眼健康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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